讲座实录 | 马长山《数字政府的法治底线》

数字法治政府业已成为数字时代的主导形态。关于“数字政府的法治底线”这一论题，马长山教授从“现代政府的数字转型”“数字政府的法治困境”“数字政府的底线支撑”三个维度循序渐进地进行讲解。首先，针对现代政府的数字转型问题，马教授重点围绕数字时代的政府方案、中国的数字政府战略、数字政府的运行模式等加以介绍和分析。其次，马教授指出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些法治困境，即数字赋能的“风控”倾向，平台机制的有效性，算法行政的正当性，数字公民的参与性，数字治理的合法性，技术规制的人文性等。最后，为了有效应对上述问题，马教授提出建设数字政府所应有的底线支撑，具体包括确立数字法治原则，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塑造数字公民品格，加强数据安全与信息保障，坚守AI法治伦理等。

主讲人 马长山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就是数字政府的法治底线。为什么交流这样一个题目呢？主要是近些年来我们国家提出了“数字中国”战略，也提出了“法治中国”战略，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又对“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作出了重要部署。我个人认为，建设数字法治政治，肯定不是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相加，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乘或相融，这就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一定要有一个法治的底线。我们知道，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现代政府，摆脱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框架，确定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但它仍然是基于生活的物理空间、人的生物属性而进行架构的。一方面，当进入数字时代之后，虚实空间、数字人格、智能体身份、元宇宙形态等深刻地改变了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法治运行的原有构架基础，进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治困境。特别是经济、社会、行政、司法都在加速数字化转型，但法律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同步转化，这就形成了传统法律和数字政府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政府在不断推进进程中缺少新机制的有效约束，没有建立起新的规范框架，就会形成规制逃逸，这些都需建立数字法治的底线支撑。

实践中，我们政府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具体是采用哪种机制方式推进的？

我们的数字法治是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推进的。1990年开始了电子化进程，之后是网络化，再后来就是数字化，这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此，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一个机构在推进，而是所有机构、部门都在数字化。举个简单的例子，打个比方，相当于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那是过去的火车。现在的数字化是高铁，是动车，每个轮子都在转。也就是说，一旦开始数字化，各方面就都置身其中，而再加速数字化，通过横纵交融的平台体系，是一种体系化、平台化、机制化的总体推进。

数字政府的建设依赖于算法的“精细化管理”，自动化决策的出现，掏空了基层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使其无法通过对话沟通实现政策执行的“反身性”，最终陷入“专业能力递减”的恶性循环。在数字政府的建设中，应当如何平衡自动化决策标准化与基层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矛盾？

在当下的数字化进程中，“人越来越像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这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技术理性的统治，带来人的物化和异化。算法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规则程序及自由裁量权的数字转化与计算，但对于涉及人类生命等重要领域的算法决策，应置于人类决策的控制之下，即人类监督。如果失去了这种人类监督，完全交给算法决策，那就会带严重的社会风险。这是平衡算法和自由裁量权之间关系的有效办法。

元宇宙需要政府吗？政府的权利来源于哪里？对元宇宙的监管和现实的监管有什么不一样？

目前，元宇宙的应用场景主要在游戏中，但逐渐会进入商业、行政及其他生活领域。和网络技术一样，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政府框架。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会产生冲突，都需要建立秩序，而这些都是单凭自身力量所难以解决的，这必然需要政府的介入。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介入这些虚拟领域，自然也会制定相应的规则，会发生相应的法律关系。因此，元宇宙中的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会生成与元宇宙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元宇宙治理。

大数据证据常表现为大数据报告，您认为如果把算法也作为一种出示的对象，作为一种证据，会不会引发后续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

网信办出台的算法服务推荐管理规定，主要是针对商业算法，公共算法并没有被纳入规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建章立制，检察机关可以承担起法律监督的责任。目前，以算法作为证据是很难的，也很难说清是以算法作证据，还是以算法的结果作证据，这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还涉及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需要通过健全算法治理机制来逐渐完善。